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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少功
(海南省文聯，海南海口570100)

       汨羅是我的第二故鄉。往大范圍說，岳陽就是我大號的第二故鄉。一兩年前，湖南理工學院文學院的楊厚均老師打算在這里建立一個研究平臺，召開有關我的研討會。這讓我有些為難。我感謝他們的厚愛與加持，但不大習慣被人們圍觀和開膛破肚。但老鄉們的事怎么好拆臺？參與此事的汨羅市政府一方還是我的父母官，有屬地管轄之權，我更惹不起。何況他們的遠大目光是投向新時期四十年來整個文學事業的發展，不過是就地取材，把我當作研究的一個入口、一種方便、一個抽檢樣本，這樣，我的忸伲便顯得有些多余。

       我是50年前來到汨羅的，在這里插隊務農和供職機關先后有十年，自2000年又來這里階段性居住，到明年止又有二十個半年。
       其實，哪怕一輩子都生活在這里，我對這一片土地仍知之甚少。岳陽，在古代叫“巴陵”，是巴人們唱著“下里巴人”的分布之地，至于他們后來如何流入湘西和鄂西的山地，成為后人所稱的“土家族”，我們莫知其詳。汨羅，在古代叫羅子國，是羅家蠻這一弱小部族南逃和棲居的他鄉，至于他們后來如何融入華夏大家庭，包括接納詩人屈原、杜甫的亡魂，其諸多故事也流散無蹤。我當知青時，曾從地下挖出一筐筐的青銅矛頭和箭頭，都風化了，一捏就成粉末，只能遙望遠去的青銅時代心緒空茫。
       知青生活是十分辛苦和寂寞的。人們在太陽下曬成了黑人，衣服總是積透了汗水留下的層層鹽漬。在那時候，除了偷瓜和戀愛，文學便常常成為油燈下青年們打發漫漫長夜的最大娛樂和最大慰藉。首先是口頭文學，農民講戲曲，知青講電影，大家互通有無，各種鄉間傳奇甚至鬼故事也不會放過。其次是閱讀，雖然“文革”時期的書店里空空如也，讀書幾成高風險行為，但流散民間的讀物仍不算少，包括有些知青在下鄉前翻墻打洞從圖書館里偷來的一些禁書，只是需要我們去訪，去借，去抄一我就制作過手抄本的唐詩宋詞。我就是在那時候接觸到巴金、茅盾、契訶夫、普希金、托爾斯泰、莫泊桑、海明威、馬克•吐溫等。《葉爾紹夫兄弟》《落角曳《你到底要什么》《白輪船》……這些蘇聯時期的作品，較為接近中國的國情和問題，也會引起青年們的好奇和討論。我在一篇文章里回憶過院野書是一個好東西，至少能通向一個另外的世界、更大的世界、更多歡樂依據的世界，足以補償物質的匱乏。當一個人在歷史中隱身遨游，在哲學中親歷探險，在鄉村一盞油燈下為作家們筆下的冉•阿讓或瑪絲洛娃傷心流淚袁他就有了充實感袁有了更多價值的收益袁如同一個窮人另有隱秘的金礦、隱秘的提款權堯隱秘的財產保險單，不會過于心慌。”
       只是這一個世界充滿蛙鳴和蚊蟲。柴油燈還煙大，幾十頁讀下來，燈煙總是黑了讀書人的鼻子和臉，讓他們第二天見面可能相互指著對方取笑。
       現在回想起來，文學史上曾有那么多定義、主義、流派、教科書、成噸的學術論文和海量的研究機構，但最基本的理由卻可能相當簡單院文學是能讓一個人哪怕在油燈下也能讀出內心充實和生活樂趣的媒介。
       這樣的文學已存在了數千年。
       油燈下的讀者肯定都能體會到，文學中形象為王。文學不是公文、理論、新聞、調查報告，其最大的特點和優勢、最大的吸引力，莫過于豐沛的感覺、生動的細節，放在小說里，主要體現為鮮活、結實、新穎的人物形象。相比較而言，再巧的情節一旦“劇透”，也會效力大減。再好的主題一旦揭破，也會原來如此，同樣有一次性用品的特點。一本書如果耐讀，能讓人們再讀，那肯定與情節和主題關系甚少，無非是讀者更愿意同書中人物重逢，與活生生的人影在一起，重歷一種相處、相交、相知、相樂甚至相愛的興奮過程，如同我們舍不下至親好友和朝朝暮暮。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文學發展到哪一步，無論裝備了多少新觀念、新技術、新載體，寫好人物仍是最重要的專業指標，是小說的凈收入。一旦文學中充斥著道德化的說教符號，或個人化的自戀符號，或游戲化的卡通符號，那么縱有一時熱鬧，最終恐怕也難免一地雞毛。
       油燈下的讀者肯定還能體會到，文學中情義為本。文學有一定的娛樂性，但即便放在清貧的往日，也算不上最好的娛樂方式曰何況進入娛樂業大興的當下，有聲有色、排山倒海的感官刺激供不應求，取樂者們更有理由無視文學。但文學從來都不僅僅是娛樂。文學更重要的功能在于提供價值觀，提供精神的撫慰、洗滌、支撐、解放、提升，讓讀者的心智與生活在合上書本那一刻多少有點煥然一新。不幸的是，物質化高壓已把全人類拋入一種價值觀的寒冬。眼下的不少文學不過是在彳頃瀉冷漠，常常在灰色或更灰色的小奸小壞那里樂此不疲。即便擠眉弄眼地搞笑、聲嘶力竭地催淚，也總是透出冷冷的空虛和算計。更嚴重的是，人工智能很可能助推這種產業化的“雞湯”和“狗血”。一次次人機對抗賽都證明，隨著數據庫和樣本量增大，機器并無靈魂，卻同樣能生產出各種沒心沒肺的優雅、頹廢、慷慨、俏皮、深沉、狂野，而且可以比人“寫”得更快、“寫”得更像那么回事。機器唯一難以取代作家的，恰恰是很多人曾不屑一顧的價值觀，是情與義的動態性追求，是千差萬別和千變萬化的評然心動一這是否構成了一大重要提醒？而且我們是否為此作好了準備？
       我的文學觀當年就是在油燈下初步形成的，說起來都相當簡單和粗糙，還很不夠一這就是我后來奔向大學和知識圈的原因，是我必須去學習更多知識和理論的原因。不過，變中有恒，一如恒中有變。簡中有繁，一如繁中有簡。盡管當下文學正遭遇世紀之變，遭遇以市場化為主的制度性沖擊。以互聯網為主的技術性沖擊，產生了太多變量，需要我們認真對待和處理，但文學仍是文學，既不會變成數學，也不會變成馬戲。事情很可能是這樣，人類是古老的物種。文學即“人學”是歷久彌新的事業。文學的生命基因比我們想象的要頑強和恒定許多，仍像20世紀、19世紀、18世紀……乃至遠古時期那樣大道至簡，心誠則靈，與心同在。
       換句話說，文學必然變化，但當下的產能過剩也好，備感冷落也好，都只構成文學常態中的小情況，不值得大驚小怪。當文學接受更多深入、精密、多樣、高明的研究，當不少作家被滿腦子流行說辭搞得暈頭轉向，為了確保文學如常的開花結果，避免出現“文青”式的虛浮和驚亂，避免多方喪生和多歧亡羊的瞎折騰，也許我們有時候更需要回到初心，回到當年訪書、借書、抄書時的感覺，回到最早的美學出發點。
       每一天都可以是重新出發的日子。
       就人和人性來說，每一天幾乎都是同樣的一天。
2018年11月[責任編輯楊捷]